王时伟，1956年生，北京人，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曾任故宫博物院古建部总工程师、中国文物保护技术协会理事长。从事古建研究保护工作40余年，曾主持故宫建福宫花园复建、太和殿科技保护、宁寿宫花园修复等多项文物建筑保护设计工作，曾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10年度亚太地区文化遗产保护奖卓越奖等荣誉。

  展开长长的折页，故宫宁寿宫花园四进院落的布局体现出来。“绕过叠石堆山，正北是古华轩，向左能看禊赏亭……”中国文物保护技术协会监事长、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王时伟指着平面图一一介绍，“院落最后一座建筑就是倦勤斋，为修复它的内饰和陈设，我们前后花了七八年时间。”

  谈起自己参与的故宫古建修复项目，大到亭台楼阁，小到一个摆件、一方绣片，王时伟都如数家珍。

  “把工作跟兴趣结合起来，是最有意思的。”王时伟说，他与故宫的缘分，要从19岁那年说起。1975年，王时伟高中毕业，正赶上故宫来学校招聘。王时伟说，自己一开始并不清楚工作内容都有什么，只是先跟老师傅学做了一年多的木工、泥瓦工，然后学习勘察、测量，懵懵懂懂走上了古建保护设计的道路。

  逐渐掌握了建筑测绘、设计的基本功后，王时伟对古建艺术和民间传统文化的兴趣也慢慢变得浓。1982年，他考入国家文物局与清华大学建筑系合办的古建专业班，进行了3年的学习。古建专业班开设了中外建筑史、古建鉴定、古建测绘等课程，既研读传统文献，又注重实地考察。

  “有时到了现场还得绑架子、搭梯子，爬到顶部仔仔细细地观察建筑的内部结构。”王时伟回忆着自己的求学经历，“我的老师郭黛姮通过文献与实物对照，对宋代李诫编修的《营造法式》做了非常透彻的注释，这种方法对我影响很大。文献资料和实地感知相互印证，才能更好地开展研究。”

  毕业后，王时伟被借调到国家文物局工作，奔赴新疆、青海、辽宁等地调查古建保护情况，“那两年的经历让我对各地的文物保存情况有了更多认识，对后来开展工作很有帮助。”

  1988年，王时伟回到故宫工作，担任古建部设计组组长。那时，除了几个主要宫殿，故宫的大部分建筑都没有工程测绘图纸，王时伟带着10余人组成的工作专班，一间一间量，一张一张画，一个院落一个院落推进。

  “柱子、横梁、房架，所有的尺寸都是手工测量。我们在网格纸上画图，标注出尺寸，最后整理装订成册。每个建筑都有不少图纸，斗拱、外檐都有详图。”王时伟说，历时7年，故宫古建测绘制档工作全面完成，为后续的修缮保护打下基础。

  工作40多年，王时伟参与过很多古建研究保护项目，故宫建福宫花园复建和宁寿宫花园修复是令他印象非常深刻的两个。

  “一般情况下不主张复建，除非能拿出明确的依据。”王时伟说，“站在景山上俯瞰故宫，西北角空缺一块，从恢复建筑群完整性的角度考虑，建福宫花园复建工程有一定的必要性。”上世纪90年代，工作人员清除淤积的沙土后，发现建福宫花园的台基保存依旧完好，柱础、柱网清晰，按照清代建筑定式可以推导出其开间尺寸。再加上梳理史料、参考老照片，一些建筑细节也得到了确证。

  于是，王时伟带领团队开始做复原设计。通过采用传统工艺技术施工，建福宫花园在形制、结构、工艺、材料等方面基本做到了再现原状。王时伟感到遗憾的是：“只复建了主体建筑，室内设计中大量的装饰材料和工艺已经失传。”

  2001年开始的宁寿宫花园修复项目则弥补了这种缺憾。宁寿宫花园坐落在故宫东北隅，其建筑结构主体基本完好，修复的难点恰好集中在室内装饰方面。

  “光是修复倦勤斋里的通景画，我们就花了很大精力。”王时伟说，通景画贴在天花板和墙壁上，由于年代久远，褪色、脱落严重。其背面的纸靠板采用桑皮纸，结实耐用，可以对通景画起到保护作用。“可是要到哪里去找这样的桑皮纸呢？我们犯了难。”王时伟带领团队多次外出寻访，2004年，终于在安徽潜山找到了合适的生产厂商。又经过多次改进工艺，一年后，纸张才通过了酸碱度、耐水性、雾化指标等方面的检测。

  工作组将通景画逐张揭取下来，用面团轻轻除去灰尘，用毛笔在画上涂一层保护颜色的黏合剂，然后更换纸靠板，最后将通景画按照原来的顺序精准对位，一一粘好……历时3年多，通景画的修复工作终于圆满完成。

  “修旧如旧，文物修复要尽量用传统工艺和材料。和通景画一样，修复不少文物的过程中，我们都要到处走访，寻找掌握传统工艺的手艺人。”王时伟说。隔扇使用的竹丝镶嵌工艺，辗转多地后在浙江东阳找到；金彩绒织品，江苏南京的工匠经过上百次试验才做出来；装饰枕绣品，30多名刺绣艺人用一年多时间制作完成……每件修好的文物都蕴藏着工作组的锲而不舍和传统手艺人的精益求精。

  2008年，宁寿宫花园倦勤斋修复告一段落。此后，王时伟带领团队接着来进行宁寿宫花园的其他修复工作，如今已到收尾阶段。

  目前，王时伟担任中国文物保护技术协会监事长，他在协会工作多年，先后担任过秘书长、理事长，组织了一系列文物保护学术研讨交流活动。

  “文物研究保护是一门综合学科。”王时伟以自己举例，“我是学建筑的，会做勘察设计，但一个修复项目涉及很多方面的知识，不说样样精通，也得知道。汇聚多学科力量、开展技术交流是很有必要的。”

  回想几十年的工作经历，王时伟说，文物研究保护领域发生了很多变化，最突出的是两个方面：一是理念进步，更加重视研究性保护和预防性保护；二是技术提升，比如成分分析、红外检测、无损探伤等，尤其是数字化技术的使用为文物保护研究提供了更可靠的资料支撑，也催生了全新的展陈方式。

  伴随着这些变化，文物修复的标准也慢慢建立起来。“传统工艺以往都是师徒、父子传承，比如‌古建营造技艺中的瓦作、土作、石作等‘八大作’，以往都是根据经验进行更换和加固，没明确的标准。”王时伟说，现在，古建保护修复项目逐渐重视价值评估、前期研究、设计的具体方案等前置环节，逐渐建立起古建修复的标准化流程。

  推进文物修复标准化发展是王时伟目前最关注的事情之一。“有了统一的标准，才能更高效地开展工作。”王时伟介绍，近年来，故宫博物院成立了文物保护标准化研究所，正在着手制订文物修复的职业标准；故宫文物医院还引入多学科研究力量，推进了书画、陶瓷等可移动文物修复的科学性和标准化。

  王时伟眼下的另一项工作是文化遗产科普，他时常为大中小学、社会团体等开展讲座，组织文化遗产知识比赛。“现在慢慢的变多人对民间传统文化感兴趣。前些天我在一所中学做讲座，学生们踊跃提问，问题相当专业。”王时伟说，“大家参观博物馆、购买文创产品，民间传统文化通过种种形式融入日常生活。我愿意把我做的工作讲给大家听，把中华优良历史传统文化传播下去，这是一件很有价值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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