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秋时节的頔塘（古运河）水宛如一道柔软的绿绸环抱着古镇，江南名园小莲庄荷花迎着朝霞绽放，嘉业堂藏书楼里的古籍默默不语。霞光中，轻纱般的雾帐，给南浔抹上了一片水晶晶的秋色。

　　漫步在浙江湖州南浔古老的石板路上，穿街走巷，寻根溯源，仿佛回到那发黄的方志所记载的峥嵘岁月。1842年，上海被辟为通商口岸以后，聪慧的南浔人凭借名甲天下的“辑里湖丝”，从家乡的青石板路走向上海滩，与洋人做生意，涌现了一批巨富大贾，俗称“四象八牛”，是中国近代最大的丝商群体。这些名门望族留下了很多宅第。当我跨入一座座名门宅第，抬头凝视着一座座砖雕门楼，仿佛与那些身穿长袍马褂或西装革履的先贤会晤，聆听他们叙说百年沧桑的家风故事。

　　建筑雕刻可分为木雕、砖雕、石雕、竹雕、玻璃雕等，木头与石头是人类最早使用的两种材料，人们对它有一种亲切感；陶砖虽是人造物，但它是水、土和火的结晶，是人类最早的发明之一。用这些材料来雕刻，其本身是通过艺术，注入生命，带有人的情感。江南建筑如此，南浔也不例外。

　　南浔的宅第大多是多进式建筑，每一进都由砖墙隔离，每道砖墙都有墙门。墙门主要以砖、木、石为材料，一般平常人家采用木头作门框，大户人家则用石头作门框，故称为石库墙门。石库墙门内外一般都设有砖雕装饰，也有的只设门内或门外一面，俗称砖雕门楼。

　　这些砖雕门楼上都刻有寓意深远、造型生动、工艺精湛的图案，且有醒目题词。这些题词，往往寄托了主人的思想理念、人生追求、治家宗旨等，可以说，某一些程度上是主人的家训或家风。如民国元老张静江故居的“世守西铭”“有容乃大”，近代儒商名士张石铭旧居的“世德作求”“蓝田毓秀”，近代著名书画收藏家庞莱臣的“世泽遗安”“厚德载福”，民国北派画坛领军人物金家的“永建乃家”“心地芝兰”，上海新世界主人邱家的“唯适之安”等，字里行间无不闪烁着主人对家庭和后代的企盼、祝愿及训导、警示。

　　这些门楼上的题词，有的来源于古代典故，有的是名人格言警句，有的是主人治家报国的座右铭，言简意深，内涵丰厚。

　　经历上百年的风雨，南浔不少门楼已经破损，甚至消失（有的门楼正在修复），仅仅是铭刻在历史记忆中了。所幸这些人家的家训家规家风还在，他们的后代子孙传承和弘扬好家风的精神还在。

　　刘镛白手起家，凭着勤劳和智慧成为南浔“四象”之首富。按一般人的想象，这日子不知道该如何穿金戴银、花天酒地了。恰恰相反，刘镛对世道、对自己，始终都有很清醒的认识。他认为刘家的一切都是祖先积德而来的，自己不存在理由暴殄天物。平时生活很节俭，直到晚年，还保持着吃饭时要吃完碗里最后一颗饭的习惯。如果碗外粘了一颗饭，一定要用手拈来放进嘴里，并且要求家人也这么做。他花费巨资为祖宗建家庙、为家族办义庄、为子孙办私塾，而自己并没有留下什么豪宅。

　　刘镛有着强烈的“惜福”“辟邪”观念，时时以当年的艰苦生活及祖先的家训自励，不愿过多地享受，而宁愿多做善事。所以他一生都在赈灾，多次获得朝廷及地方的嘉奖。

　　他曾对儿子说：“天之予人福泽至不齐也，有以钟爱者焉，有以勺受者焉。谨身节用，则一勺之福亦可以久延；纵欲妄为，虽盈钟之福，一覆而立尽。世之暴殄者多夭，撙节者多寿。以吾所见，历历不爽……岂得谓天道无知乎？吾生平于饮食、服御均不求精美，明知区区者不足以倾吾家，诚惜此一勺之福，而不敢纵欲也。吾少也贫，亲历艰难，故事事不敢逾份。汝曹生时境已丰裕，夫岂知祖父艰难积累而始有今日耶？”据《先考通奉府君年谱》记载，他常常告诫儿勿忘昔日之艰辛，勿忘祖先的恩德，要小心处世，凡事不可过分。

　　刘镛的第一个孙子刘承干生下来之后，全家人对这个长孙视为掌上明珠，准备满月时大大庆祝一番。刘镛却出乎意料地说：“满月酒不摆了，这钱用于赈灾吧！”

　　闻此消息，长子刘安澜的岳父邱仙槎、刘锦藻的岳父金桐及徐氏，一起赶来劝说刘镛。

　　刘镛摇摇头，长叹一声道：“我是从一把尺起家的，从一把尺上看到财富的诱惑，尝试着去挣一点，没想到真的成功了。但是福也是祸，是祸躲不过……为子孙造福，我不愿铺张浪费，只是希望多做有益之事，小辈们不要太奢华……”

　　有了孙子刘承干后，刘镛的募捐义举更大方了，捐资赈灾不计其数。但他对自己仍十分节俭，患有胃病，却不诊治，直到晚年时才在家人劝告下服些补品。

　　南浔“四象”之张氏一门，走出了两位赫赫有名的代表人物，一位是毁家纾难资助孙中山革命的“民国奇人”张静江，一位是带着山海般的财富走向市场和书斋，成为传统商人和文化人的张石铭。

　　至今保存完好的张石铭旧居门楼上“世德作求”四字，能够说是其家训家风的核心词。而花厅里，被誉为晚清“一代贤相”的诗人、书法家祁藻所书的“经济博通言达于行，家庭和乐质有其文”抱柱联，可看作是对“世德作求”的极妙注解。“经”是治国，“济”是济世，所谓“经济博通”，意在经邦济世，博古通今；而“言达于行”从字面上理解是言行一致，说到做到。上联所表达的就是遵循儒家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己任，下联是警示和激励后人要家庭和睦，继承传统，崇文重教，世代绵延。张家所倡导的“世德作求”的儒学理念和家风文化，已经在潜移默化中得到传承、弘扬和光大，这正是中华民族优良历史传统文化薪火相传之价值所在。

　　张石铭（1871—1928年），名钧衡，字石铭，号适园主人。他和张静江都是张颂贤（字竹斋）的孙子。其父张宝庆（字质甫），是张颂贤的长子，张石铭是张宝庆的独子，故为张颂贤的长子长孙。可惜他父亲体弱多病，“年未三十，因得怔忡之疾，逐到沉绵不能治，卒年四十三”（缪荃孙《张封公家传》）。那时张石铭才十六岁，南恒和的大小家事仍由母亲桂太夫人掌握。1903年分家时，32岁的他独自继承了大房的全部遗产，身价上千万，这就使他收藏书画、建造园林大宅和兴办工商实体有了雄厚的经济基础。

　　张石铭旧居正厅上悬挂着清末状元张謇所书“懿德堂”匾额。“懿德堂”的由来，说的是张石铭对母亲十分孝敬，遵循古训“女子多德曰懿”，故而得名。还有一幅抱柱联“罗浮括仓神仙所宅，图书金石作述之林”，是清末宣统皇帝的老师郑孝胥所书，上联是说张氏旧居的建筑很豪华、精致，像神仙住的地方一样；下联赞许张氏的人生爱好，金石、碑刻、藏书无所不能。花厅正上方悬挂着“以适其志”匾额（现为仿制品），为康有为所书，出自张翰（字季鹰，江苏松江人，西晋文学家，齐王执政时任大司马）“人生贵得适志”之意。其时皇叔争权，祸难不断，史称“八王之乱”。张翰预见齐王将败，推托思莼羹，鲈鱼烩，即回故土。不久，齐王被杀。

　　张石铭甲午中举，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四月参与康有为“公车上书”，提出拒签和约、迁都抗战、变法图强三项主张。戊戌变法失败后，张石铭便聚集古书、收藏碑刻，经商聚财，养心修志，取适于己。张石铭的这段经历与张翰颇相似，故康有为所书“以适其志”是有所指的。

　　张石铭继承家庭传统美德，经商以诚信为本，言达于行，信誉第一。他从丝盐起步，延伸到其他产业，在浙江、上海、江苏等地开办丝行、盐务、典当、酱园，经营码头、房地产和投资银行、钱庄等，是中国早期进行外贸的商人。至上世纪初，张家财产在上海富豪排列中名列第三，其中张石铭1921年前后就拥有上海滩价值500万银元的地产。

　　张石铭本来并不想真正做官，就花点钱，捐了兵部车驾司候补、江苏道员等名分，只要有书读，有画看，有石玩，有文朋诗友往来，就觉得此生足矣。他与国画金石大师吴昌硕，篆刻家丁辅之、王福庵等有文墨之交，为西泠印社的主要赞助人之一，至今西泠印社还留有他书写的对联石刻。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他在南浔鹧鸪溪畔补船村，小说家董说读书隐居处的丰草庵和黃叶台旧址，拓地30余亩，建造了一座比刘氏小莲庄、庞氏宜园规模更大的园林建筑，取名“适园”。郑孝胥所作的《适园记》碑文中云：“张子取‘季鹰适志’之语曰适园。”意指他不愿在外做官，宁愿要适合自己的心态和性情。陈其采《吴兴导游》写道：“外园石山之堆砌，尤极玲珑精致，回廊壁间，砌有历代名贤手迹碑刻甚多；内园有四面厅，厅前奇石数方，颇是古雅。又有玉兰树两株，为镇上最巨者。再进有一土山，结构自然，无雕凿痕，海棠篁桂，杂植其间，登眺四方，洞庭七十二峰，隐约可见。”

　　适园中还有六宜阁藏书楼，这是一幢古色古香的二层建筑，三面临荷池，一面通梅林鹤笼，清静雅致。张石铭早在中举之前就开始藏书，至1916年编《适园藏书记》时，已聚书十余万卷，珍秘藏书仅目录《适园藏书志》（缪荃孙编）就达16卷。

　　在适园的所藏珍本中，很多均有着时代的印记。如宋版本《东都事略》130卷，在目录后刻有“眉山程舍人宅刊行，已申上司不许覆板”两行牌记，正如时下“版权所有，翻印必究”，可知我国对于著作权（或版权）的保护起源甚早。

　　《北山小集》和《李贺诗歌编》，都是宋代人利用当时废旧的公文纸背面印刷的，上留不少关防大印，可见古人爱惜物力之精神。

　　江苏吴县（1995年撤消吴县，建立吴县市县级，2001年撤消吴县市，原吴县市辖区分设为苏州市吴中区与苏州市相城区）的黄丕烈是清乾嘉以来最著名的一位藏书家，经他校跋品题过的“黄跋本”更是弥足珍贵。民国初年，适园有“黄跋本”101部，位居各藏书家前列。后来这些“黄跋本”都让售给当时的中央图书馆，当时的中央图书馆约160部，其中适园旧藏便占三分之二。值得一提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军侵占上海租界，当时东南各藏书家所藏古籍大量散失，驻沪的美国哈佛燕京学社、日伪的华北交通公司都在抢购，郑振铎根据张元济函告，十分关注张氏藏书，为免遭日军掠夺式流往国外，经郑振铎、徐森玉等人的努力抢救，张氏藏书于1941年4月由当时的中央图书馆收购，运往重庆。可以说，张石铭祖孙三代的这些藏书，几十年来一直是中央图书馆最大宗且最完整的故家旧藏。

　　南浔“四象”之一的庞家发迹致富后，牢记祖上遗训，仿照杭州“红顶商人”胡雪岩的胡庆余堂，在南浔镇庞家老宅门埭（现东大街）开设了庞滋德国药店，店后面是制药工场和药店仓库。药店的店名，出自庞宅的一副对联：

　　庞滋德国药店自制丸散、膏药、饮片，冬季代煎膏方，各类药材齐全，制作精细。每种药称好后必须互相核实盖章再包扎成宝塔状。因此，“药店馆算半个郎中”。

　　庞家继承“德”“善”的家训家风，抗日战争前，凡穷苦人家无钱赎药的，可到账房里讨个“经折”，到庞滋德国药店赎药，记上一笔，分文不收。这在当地被传为美谈。当抗日战争的炮火逼近南浔时，大批民居、老字号被焚。因东栅庞滋德国药店屋已毁，庞家就暂借南栅徐家弄口邱宅营业。后来又搬到南东街南安桥北堍，人称“南庞滋德”。庞家看到南浔药业之首“方大全”老字号被毁后，于1939年买下了“方大全”国药店（宝善街）地皮，经扩建重开庞滋德老字号。整个店堂好不气派，柜台角有两块黑底金字“琪花瑶草”“益寿延年”的竖牌，靠墙壁一副银杏木对联“水清鱼避影，松静鹤留声”为翁同龢所书。1946年请元老于右任亲书“庞滋德”金字招牌。这家南浔古镇至今唯一幸存的百年老字号国药店，犹如一位饱经风霜的老人，见证了庞家的乡情、慈善和诚信。

　　南浔庞家素有爱乡爱国的情怀，早在老太爷庞云鏳时就立下“乐善好施”的淳朴家风，多次捐资兴办育婴堂、栖流所、清节堂等慈善机构，据朱祖谋《光禄庞公祠记》记载：“公衣无纨绮，器不雕镂，深藏若处，比任氏之折节，乐善不倦，薄周人之既织，凡育婴恤嫠诸义举，以及筑桥梁修道路，靡不解囊所助……”清同治年间，南浔一带的贫困人家溺死女婴时有发生，庞家与刘家等富商捐资倡议设立育婴堂。当时浙江巡抚刘秉璋得知此事后，特奖以“保赤同仁”匾额以彰德行。

　　庞莱臣、庞青城兄弟的视野似乎比父亲更为开阔，敢于开风气之先。他们在家乡创办了国学讲习馆等学校，为南浔造桥修路，甚至还出巨资修缮杭州的拱宸桥。庞家还在湖州创立“栖流所”，以安置穷苦无依、无家可归的流浪贫儿。庞家主人游览苏州时，看到苏州的慈善机构“清节堂”很有意义，便仿照在湖州建造“清节堂”，为孤寡老妇养老送终。光绪年间，直隶、河南一带水灾，庞家募集灾款数万两助赈，得清廷嘉奖，赐予“乐善好施”匾额，并准予建坊。

　　庞家等富商还为当地百姓办了一件大好事——重修荻塘。塘者，堤防也，据史料记载，湖州至平望的古运河及其长堤，始建于东晋，主持开挖者是时任吴兴太守的殷康。至唐代，湖州刺史于頔重修整治，世人为了纪念这位治水功臣，将荻塘改称頔塘。

　　这条水路是南浔通往外界的要道，但至民国年间，由于年久失修，已难以负荷日益繁忙的水运交通。民国十二年（1923年），湖州、南浔商会召集富绅重修荻塘，全长72里河驳岸全部改为石砌。工程以旧馆为中心点，自旧馆东塘桥东至南浔镇西市梢，由南浔负责，东塘桥西至县城由湖州负责。庞赞臣被推荐为南浔修塘事务所的负责人。他得到南浔公会（旅居上海的南浔富绅协助家乡事务的上层组织）的支持，由南浔公会负责募集资金，庞赞臣负责修塘事务。修塘共支付费用83万元，南浔镇负担了一半费用。民国十七年（1928年）在旧馆建荻塘碑亭，亭内立《重建吴兴城东荻塘记》碑石，高约3.5米，宽1米，其阳面刻碑文，阴面列捐款者姓名、金额、收支等。这次获塘的重修，实为南浔乃至湖州近代史上固堤防涝的一大民生工程。

　　南浔“四象”之一顾家第四代中最杰出的人物是顾乾麟(1909—1998年)，生于上海，原名怡康，字乾麟。他不仅重振了顾氏家业，而且以创办中国历史最长、受奖学生最多、设置学校最广的“叔蘋奖学金”，名扬中外。

　　顾叔蘋是顾乾麟的父亲，他胸怀奇志，秉性慈祥，为人真诚，正直不阿，在经商办厂的同时热心慈善事业，尤其注重教育。无奈时运不济终因操劳过度患上肾炎，缠绵病榻。此病在当时为不治之症，不数日溘然长逝，年仅三十六岁。顾叔蘋病故时，顾家已负债三万七千两银元，当时顾乾麟年仅十七岁。临终时，顾叔蘋执着儿子的手说：“一个人不能无钱，不过钱要赚得正大，用得光明。不要被钱利用，要利用钱。得之社会的，必须还之于社会。”

　　父亲的遗言，从此铭刻在顾乾麟心上，成为他人生的坐标。因家境所迫，他不得已中断学业，进入顾氏家族的怡和公司工作。为了更好地子承父业，在经营企业方面缺乏经验的他决定从基层做起，从粗活干起，名义上是“见习经理”，实际上只是一名练习生，月薪仅二十元。每日过磅棉花、废丝、牛皮和羊皮，身兼学徒、账房、仓库保管员和经理等职。经过十余年打拼，中落的家业终于得以重振。

　　1939年，已成为怡和公司总经理的顾乾麟看到，由于抗日战争，上海物价飞涨，不少成绩优异的中学生因家境贫困无力继续升学，自己所在的怡和公司打包厂只想招5名实习生，竟然收到200多份申请书。这些求职者，大多数是因为付不起学费而辍学的孩子，其中有许多成绩很优秀的学生。想到自己当年有过同样的失学之痛苦，再联想到父亲临终前的嘱咐，顾乾麟决定遵循父亲“得诸社会，还诸社会”的遗训，父亲的名字在上海创立“叔蘋奖学金”，专门资助那些身陷窘境的贫困学子。

　　“叔蘋奖学金”除资助全部学费和书杂费外，对学习成绩特别优秀的学生还资助膳宿费。此外，得奖学生还可在指定诊所享受免费医疗，在专门为他们设立的校外活动中心借阅图书，做物理、化学实验，学习打字、速记、护理、缝纫等技能，以及组织文化娱乐、体育、参观游览活动等，使他们获得在当时学校教育中得不到的比较全面的教育和锻炼。中学毕业升入大学、大学毕业出国深造的优秀得奖学生，可继续获得奖学金和资助。从1939年至1949年十年间，“叔蘋奖学金”共举办二十期，资助贫苦学生达1100多人。

　　直到1950年2月，顾乾麟全家移居香港之后，还给设在上海的“叔蘋奖学金”管理处汇寄了第二十期的奖学金。上世纪50年代中期，因某些历史原因，奖学金被迫中断。到1986年，顾老先生在政府有关部门的支持下，又在上海恢复了中断三十多年的“叔蘋奖学金”，继而又将奖学金扩展到北京和南浔等地，形成从中学、师范、大专院校到硕士生、博士生、博士后的奖学金系列化。

　　为使“叔蘋奖学金”持久地办下去，顾乾麟先生早在1991年就想到，自己年事已高，趁在上海出席市政协七届四次会议的机会，在上海锦江饭店委托叔蘋同学会的宗必泽口述关于“叔蘋奖学金事业继承人”的遗嘱，指定次子顾家麒（浙江省政协委员、著名外科医生）作为继承人。1995年，顾乾麟先生又慨捐港币1000万元作为增补奖学基金之用。目前，“叔蘋奖学金”已成为我国私人创办历史最长、受奖学生最多、设置学校最广的奖学金。

　　顾乾麟并不是顶级富豪，在上海他只是略有资产，在香港更只能算小富而已，却倾心尽力践行父亲“得诸社会，还诸社会”的遗训捐资助学，令人钦佩敬仰。为此，顾乾麟本人过着简朴的生活，自己和家庭开支甚为节俭。曾在香港为顾乾麟夫妇保健治疗的董元吉（叔蘋奖学金第8期得奖同学）回忆过这样的细节：顾乾麟先生平时在家用餐，午餐和晚餐都是极普通的家常菜，两荤两素一汤，到香港后六十余年一如既往。1986年，董元吉发现他的一套深绿色西装裤腿前面有个黄豆大的破洞，提醒他不要穿了，顾先生回答说：“我已经七十多岁了，还买啥新西装，马马虎虎，省省算了。”

　　顾乾麟崇文重教的家训家风，对子孙后代影响极大。他的长子顾家振，是美国斯坦福大学硕士，建筑师；次子顾家麒，是香港著名的泌尿科专家，香港第一个为患者成功施行换肾手术的外科医生，英国皇家外科学院、爱丁堡皇家外科学院和美国外科学院三院院院士，浙江省政协港澳委员；三子顾家邦，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商科毕业，香港顾氏公司执行董事；四子顾家麟，美国波士顿大学商科学士，亦是香港顾氏公司执行董事；女儿顾文梅，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商科毕业，供职于英国剑桥图书馆……

　　我坐在大桥下的小亭里，小船的橹桨声把我从历史的记忆里拉回。眼前的古镇南浔沐浴在灿烂的阳光下，让我回到童年，只是常给我讲“四象八牛”传奇故事的老母亲早已不在了，但那些南浔的老家风依然清晰可见，那些传承和弘扬家训家风的精神仍绵延不绝。今天，我们重拾这份传统精神力量，深入挖掘和整理家训家规家风的宝贵遗存，充分激发“最美家庭”的乘数效应，无疑是对中华民间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弘扬。（陆士虎 摄影：沈勇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