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艺是个饭食本”，这句俗语在浙江东阳广为流传，它反映了当地人对手艺活的重视程度。一百多年来，从事手艺活成了大批东阳农民的主要谋生手段。习惯上，当地人们把各种手艺总称为百工。东阳百工队伍以木匠、泥水匠、篾匠、雕花匠为主，近百多年来，他们中只有少数人留在本地工作，大多数人则遍布在浙江乃至全国各地从事匠艺劳作。手艺匠人多是原浙江上八府地区的共同特点，但如以从业人数之多、影响之广而论，东阳最为突出，是浙江著名的“百工之乡”。

  东阳百工技艺渊源古老，但成为百工之乡的历史并不长久。明成化十八年（1482）时，东阳匠户还只占总户数的百分之一多。明隆庆《东阳县志》记载东阳风俗为“东阳多山，其民朴而勤，族居岩谷，不轻去其乡，以耕种为生，不习工商……”；另万历《金华府志》载东阳有市集5处，而邻县义乌有12处、永康15处。以上说明，明中期前东阳的商品经济尚不发达，出门以艺营生的人不多，能确定，东阳此时还未成为百工之乡。

  明万历（1573－1619）年间，大批东阳人从军抗倭，出门风气初开。清康熙《新修东阳县志》载明万历年间有数千东阳人在杭州从事买卖之类行业，虽未提及手工匠众多，但出门风气的产生，为百工之乡的形成打下了基础。清康熙以后，东阳人口增长迅猛，人口压力渐趋严重，可以推测，慢慢的变多的东阳人迫于生活上的压力而转入匠作行业，以求得更好的生存。据东阳民间传说，清乾隆年间，当地有400多名木匠、雕花匠（即木雕匠）应招参加紫禁城修缮，并参与雕制龙床、龙椅、宫灯及其它摆设件。此事说明，当时东阳百工技艺已闻名全国，百工人数也较庞大。 再按清道光十六年时东阳有人口48万多人，人均耕地偏少，粮食不能自给，故可断定，此时应有无数的东阳人习技奔波他乡谋生。由此作者觉得，清中叶后东阳开始成为“百工之乡”。

  太平天国战乱时，浙江人口损失惨重，东阳也不例外，但由于不是主战场，人口损失幅度远不及杭嘉湖平原、浙西山区及金衢盆地中心各县，因此战后东阳成了人口输出区，此时东阳的大量百工匠人也趁机外迁。据民国《重修浙江通志稿》所载，清同治年间，有大批东阳人迁入金华，他们多业木工、泥水、裁缝，至民国时已有七八千人之多；浙西严州诸县也有大量东阳工匠迁入。由此可见，太平天国战乱后，东阳百工队伍发展更快，并逐渐垄断了部分地区的匠作行业。

  据民国17年（1928）浙江大学农学院调查，东阳各类外出工匠有82473人，占当年人口总数的17∙8％；另据民国22年（1933）对东阳8个村子的调查推算，当时东阳境内农村除了地主、富农、中农、贫雇农外，其它类村户居然占了32％，他们大多数便是常年奔波在外的匠人，此外农户中也有部分人兼业手艺，故可推测当时东阳每年有十万人以上在外以艺营生。

  综上所述，清代中叶时东阳开始成为“百工之乡”，此后百工队伍发展更为迅速。民国时从事百工技艺的人数稳居全省前列。

  东阳之所以成为浙江著名的百工之乡，并非是偶然的现象，而是当地人在生存压力下作出的一种必然选择，并且慢慢地发展成为当地一种最为有效的生存、发展方式之一。

  明洪武二十四年（1391），东阳计有水田五十四万多亩，旱地十九万多亩；另据民国元年（1912）统计，东阳水田也不过五十三万多亩，旱地十九万多亩，可见东阳的土地早在明初就已开发殆尽。但洪武二十四年时，东阳人口仅为十八万多，至清康熙十年（1671）时，人口更少至八万多人，因此在明代、清代前期，境内耕地压力并不严重。

  清代康熙以后，东阳人口增长十分迅猛，至清道光十六年（1836），东阳人口总数已高达四十八万多人，笔者按当时人口及土地面积推算，平均每人拥有水田不到1∙2亩。在当时生产力水平下，当地所产粮食根本没办法养活众多的东阳人。此外，东阳宗族聚居明显，宗族观念浓厚，富有人家每逢分家析产时，都要拨出部分田产作为春秋祭祀之资，当地人称这部分土地为“公常田”。至土改前夕，东阳“公常田”占当地耕地总量的百分之五十以上，这部分土地的田租大多数都用在祭祀及其它族内公共事务；另外地主在东阳数量虽少，但也占有相当比例的田，去掉“公常田”及地主占有的田亩，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人均拥有的耕地更为有限了，因而东阳的大多数农民不但没有耕地或拥有少量耕地，甚至连租种人家的土地来使用以容纳过剩的劳动力也不容易。在这种情形之下，大批农民只有外出觅食或者购买外地粮食才能生存，而购买粮食也需要一定的财力，但本地经济以农业为主，没能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因而为数众多的农民只有追求向外发展。在当时，浙江各地人口都相当稠密，东阳人想迁入任何一县都不容易，唯一的途径便是外出打工或经商。经商需要一定的财力，大多数农民本身就很贫穷，缺乏资本，因而外出打工便成了东阳人最主要的一条生存出路。

  东阳百工技艺源远流长，境内流传着一些关于木雕、蜡染、火腿加工等技术起源的民间故事，虽不能尽信，但也可印证东阳有悠久的善习工艺的历史。

  唐代以来，东阳同姓聚居已盛，一些大官或豪富竞相构造豪华宏敞的建筑群，特别是明清两代，境内一些望族相互攀比，竞相构建华丽的祠堂和厅堂，这就为东阳泥水、木工、雕刻等匠人提供了施展技艺的舞台。唐代东阳名宦冯宿、冯定在今东阳城东营建有“高楼画槛照耀人目，其下步廊几半里许”的住宅，已呈现出了精湛的东阳建筑技艺。南宋时在今吴宁镇建有“琢桂为户，文锦楹兮。名引翼，翠螭胜兮……”的辉映楼，可知此时东阳的木雕、木工、泥水等技艺水平之高。至今尚存的全国重点文保单位－－－卢宅建筑群更是无可非议地证明了东阳在建筑技艺方面由来已久的优势。此外，东阳的元宵竹编花灯，在宋代已负盛名，明清时技艺仍领先于周边各县。清康熙《新修东阳县志》有“笙竹质软可作密器，旧以充贡”的记载，可见东阳精湛的竹编技艺同样也历史悠久。

  由于东阳的百工技艺水平较高，在人多地少的情况下，东阳人通过学习本地的百工技艺，然后外出以艺营生，便自然成为耕地严重不足的东阳人的最佳出路。

  清代乾隆（1736－1795）年间以来，日益加剧的人口压力导致当地不断开垦山地。清同治（1862－1874）年间，境内传入了优良的山玉米品种“南京籽”，此后玉米培养种植面积迅速扩大。为了种植玉米，大批山林被砍伐开垦，水土流失日益加剧，此后一百多年中，屡屡发生巨大洪水，东阳两条河流北江、南江成了“杀人不用枪”的两条“烂肚肠”，同时旱灾也慢慢变得多，在干旱严重年份，北江、南江几乎断流。洪水冲走了大批良田，旱灾又使得大片土地颗粒无收，原本不太好的生存环境就变得越来越恶劣。为了谋生，慢慢的变多的东阳人只有往学艺谋生这条路上走，例如位于北江和白溪交会处的卢村，由于地势较为低平，又处于两江中间，大多土地经常被洪水淹没，大片表土被洪水冲走，自清中期后，大批卢村民习艺外出谋生，至民国时仅以打锡器营生的就有一百多人，甚至连妇女也肩挑货郎担，奔走至宁波、上海、绍兴、临海、嘉兴等地加工、销售锡制品。

  东阳地处丘陵山区，土地比较贫瘠，且以灌溉农业为主，生产条件素来不如平原地区，为了获得生存，当地人通常要比平原地区的人们付出更多的辛勤劳动，在长期的生存斗争的锻炼下，当地人比生活在平原地区的人更能吃苦耐劳，加上东阳民风素来淳朴，一般的农家子弟都比较忠厚、勤快，因而他们习艺后，很受雇主的欢迎。

  东阳艺人除了能吃苦耐劳、忠厚老实外，技艺水平也普遍比外地同行要高。由于东阳民间基础教育历来发达，大多宗族都设有蒙馆、私塾，清末以后，境内小学创办也领先于浙江大多数县市，多数农家子弟能略识文字，他们习艺后，要比无文化基础的人更勤于用脑，因而东阳的能工巧匠特别多。如东阳籍的木雕艺人中，读过《三国演义》、《红楼梦》等名著的就有不少，他们擅长于戏曲木雕，能够充分利用他们的想象力，创作出一幅幅精美的木雕作品。

  进入民国后，东阳百工队伍中还出现了严密的组织，当地人俗称为“老师班”，班首称为包头，多系手艺高强、精通业务的师傅，包头以下依次是师傅、半作、学徒和蛮工。这种组织规矩严格、等级分明，拥有独立承包土木工程的能力，因而具有较强的竞争力。

  另外，东阳人老乡观念较强，在外地谋生时，会互通信息、互相照顾；在遇到外地同行的竞争时，会相互联合，共同、排挤外地艺人。

  总之，由于东阳匠人的勤劳、艺精、严密的组织和较强的老乡观念等因素，使得东阳百工队伍具有强大的竞争力，能在全省甚至全国立足并迅速发展。

  清末以来，社会变革加快，商品经济越来越发达，一批批东阳匠人开始流入城市定居，其中一些混得比较成功的匠人办起了自己的作坊或工厂，从事商品化的生产或承包工程。由于业务发展的需要，他们要雇佣慢慢的变多的匠人。由于东阳匠人技艺水平较高，能吃苦耐劳，加上利用老乡关系也便于管理等原因，他们便大量雇佣来自东阳的匠人，并不断回到家乡广招学徒，故而东阳的匠作队伍也越来越庞大。如民国时东阳人王盛彬在上海开办了王盛记雕刻木器店，由于业务发展较快，在短短几年内就吸收了数百名东阳木匠、雕刻工及学徒。

  综合上述五大因素可知，正是迫于日趋严重的生存压力，大批东阳人才不断学习百工技艺，转入手工业领域，但由于东阳本地对手工业者的需求量毕竟有限，大部分匠艺人员不得不离乡背井售技谋生，由此扩大了东阳人的生存空间和资源开发利用范围，终于使东阳从一个“不习工商”的山区县逐步演变为闻名遐迩的“百工之乡”。

  五十年代初，东阳虽然实行了土地改革政策，原来没有耕地或拥有少量耕地的贫农、佃农、手工业者分得了土地，但由于东阳土地总量少、人口多，当时人均所得水田仍只有1．12亩，显然靠农业还不能解决温饱，更不能赚钱致富，同时剩余劳力也就特别多，因而外出赚钱仍成为大多数东阳人的迫切要求，且东阳百工在浙江素有良誉，各地仍需要东阳匠人从事匠作，于是东阳匠人仍象民国时一样走南闯北，四处营生。即使在“人民公社化”时期，政府对各地的人员流动控制十分严格，但部分东阳匠人仍然不顾各种禁令，继续奔波在外以艺谋生。时至今日，在外营生的东阳匠人尚为数不少。

  但是，与以往相比，大部分匠人的身份发生了变化，他们通过各种招工政策，成了国家和集体单位的正式工人或临时工。在五六十年代，国家开始了大规模的基本建设，迫切需要大批泥工、木工，因东阳匠人的声誉较佳，国家的一些建筑部门纷纷到东阳招工，而当时大多数东阳人生活贫苦，他们有着强烈的脱离“农门”愿望，据统计，仅1955－1972年间，在东阳经劳动部门统一招收的泥工、木工等匠人就有10178人，他们成了技术工人，遍布全国各地从事建设劳动。例如，浙江省第一建筑公司、第三建筑公司就是以东阳人为骨干组建的。同时，东阳各级政府部门为了发展本地经济，充分的利用“百工之乡”的传统技艺优势，组建了一批国营、集体建筑承包单位和木雕、竹编等工艺品加工厂，吸收当地匠艺人员从事劳务输出和商品生产，因而众多的匠艺人不再象以往那样走街串巷，他们转变为当地建筑承包单位或工艺厂家的固定工人或临时工。迄今为止，在各类单位工作的匠艺人员成了百工队伍的主体部分。

  改革开放后，国家基本建设超前发展，东阳各级建筑承包单位如鱼得水，发展十分迅猛。据初步统计，八十年代中期时，东阳的各级建筑队伍人数已超过十万人，建筑施工工地遍布除台湾省外的全国所有省、市、区，并扩展至西亚、非洲的一些国家，成为浙江最重要的建筑力量之一。与此同时，各个建筑企业所承建的工程也屡屡获奖，如1994年，东阳在沪建筑队承包的工程中，有四项同时获得上海市建筑工程最高奖－－－白玉兰奖，居外地在沪建筑单位之首。1994年，鉴于东阳有庞大的建筑队伍和优良的技术素质，以及历史悠远长久的建筑技艺传统，浙江省人民政府正式命名东阳为“建筑之乡”。

  同时，东阳的传统工艺产品－－－东阳木雕和东阳竹编，在解放以后的四十多年间，发展也十分迅速，产品大量出口创汇。东阳所加工的多种工艺品在世界各地流传、展览，东阳逐渐成了举世公认的“工艺之乡”。伴随着“建筑之乡”和“工艺之乡”的形成、发展和壮大，东阳的经济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在改革开放前，东阳尚是浙江的贫困县，时至今日，东阳的经济发展却居于浙江中上游水平，大多数东阳人的生活得到较大改善；同时，东阳的整体文化水平也得到大幅度的提升，人才大量涌现，成为闻名遐迩的“高考之乡”和“人才之乡”。

  东阳成为“百工之乡”并进一步演变为“建筑之乡”和“工艺之乡”这一事例说明，在各地独特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在既定生产力下，当资源开发利用到一定限度时，为了缓解生存压力，一些地区的人就会在本地历史背景和文化传统和优势的基础上，不断挖掘人力资源，扩大资源利用范围，加深对资源的利用程度，由此当地的社会经济、文化得以持续不断的发展、演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