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东政法大学校园内的这片历史建筑群，秉持“务将中国房屋之特质保存。如屋顶之四角，皆做曲线形”的设计理念。“屋角起翘的歇山顶”样式被运用在了校园内几乎所有的校舍建筑上。

  2021年9月，随着苏州河华东政法大学段滨河步道改造完成并正式向公众开放，这个苏州河怀抱中的校园也进一步展露出了她的真容。如今人们沿着步道漫游，一边可以欣赏城市母亲河和沿岸绵延的都市景观，而另一边则可以观览一座座特色鲜明的历史建筑，在它们组合起来的画卷中，细细阅读这个实际已有140多年历史的美丽校园。

  众所周知，这里是近代上海圣约翰大学的旧址。圣约翰大学（St.Johns Universiy）是近代中国最著名的大学之一，曾享有“东方哈佛”美誉，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以及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有重要意义。现在，这座承载着丰富历史记忆的校园已成为上海珍贵的城市历史背景和文化遗产。2019年,校园及其27幢建筑已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如今的开放，就是让更多人能够近距离阅读文物，追溯历史，感受苏州河畔的人文底蕴。

  回望今天华政校园内历史建筑的建造过程，就能比较清晰地梳理出一条学校发展和校园建设的历史脉络。1879年，由两座学校合并而成的圣约翰书院（St.Johns College）选址于当时租界外的沪西地区、距外滩5公里左右的梵皇渡极斯菲尔路（Jessfield Road，即今天的万航渡路）附近，苏州河以南、兆丰花园以北的一块三角地，就是今天这座校园的所在地，但占地比现在看到的小很多。圣约翰书院成立时的第一栋教学楼是一座中国传统院落式建筑。正式成立大学部后的1895年，第二代教学楼在原址上建起，名为怀施堂，是一座规模大得多的合院式建筑，功能包含教室、宿舍、餐厅、图书馆、集会礼堂等。新中国成立后，大楼改由杰出校友邹韬奋名字命名，就是今天的韬奋楼，至今仍是校园的主体建筑。怀施堂建成稍后些，圣玛丽亚书院的思丁堂落成。1899年，用于实验室和学生宿舍的科学馆落成，又称格致室，就是现在的格致楼，是中国大学中第一栋专门用于教授自然科学的校舍。1904年，思颜堂落成，以纪念为创办圣约翰书院出力最多的中国人颜永京，也是一幢合院式建筑。1908年，新宿舍思孟堂也建成使用。

  1909~1910年的两年间，圣约翰大学校园经历了两次扩展。头一年，学校购买了苏州河东岸的84亩土地，这个范围大部分为现在的华东政法大学河东校区，建成了体育场等设施，包含一条400多米长的跑道和一个高标准的足球场，可以举办田径赛和体育赛。当然，师生们自此就需依靠渡船往返校园两岸。第二年，学校如愿购得南部原属兆丰花园的72亩土地。至此，校园用地规模基本稳定，也就是现在我们正真看到的华东政法大学校区范围，我们常在老照片上见到的极斯菲尔路上的学校大门，也为此时新建的。对最后扩展的大片土地，学校用作学生清晨兵操场地，可容纳五百人，同时还是大片草坪，草坪上的古老樟树，树冠硕大，浑厚苍劲，早已成为校园的重要标志。不过购进这块时，北面已有的一栋小楼，那是兆丰花园前主人霍格兄弟的私人别墅，纳入校园后，就改用为校长住宅和行政办公楼了。

  1910年代起，校园建造活动不断，一直持续至抗战。1913年，校友和学生们筹款建造周年堂，以庆祝校长卜舫济任职25周年。该楼1916年建成，学校的图书馆搬至这里，所以该楼也称为罗氏图书馆。1918年，学校募捐筹建一座带有室内游泳池的体育馆，次年11月落成，为纪念1915年去世的顾斐德教授而命名为顾斐德体育室，这是中国最早的现代化大学体育馆之一。1923年，新科学馆（现为司法鉴别判定科学研究院）又在苏州河东岸校园建成，馆内全部配备现代化的仪器设施，堪称当时国内最先进的大学理科教学楼之一。1916年圣约翰大学将预科称做中学。1918年，学校又采取了进一步措施，将圣约翰中学的管理与大学部分离开来。1923年，圣玛利亚女校迁到了白利南路（今长宁路）新校舍，并改名圣玛利亚女子中学。其位于圣约翰校园内的原址转让给了圣约翰中学使用。1924年，圣约翰中学将原来的圣玛丽亚书院思丁堂扩建为西门堂，形成合院式建筑，也就是现在的东风楼。1929年底，早在10年前约大学生会为纪念已去世的卜舫济校长夫人、圣玛丽亚女中首任校长黄素娥女士筹建的交谊楼终告落成，同时，校园东临的曹家渡士绅为纪念学校成立50周年捐赠的纪念石坊也在校园揭幕。之后的1934年夏，苏州河上连接校园两岸的学堂桥建成。次年，圣约翰中学新楼树人堂竣工。

  抗战爆发后，校园里唯一建造的一幢新楼，就是1939年因圣玛利亚女中校舍在战争中遭到了破坏而借用的斐魏楼。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校园建设完全停滞，直至战后，河东校区为独立的中央神学院建了四尽斋，位于现在的华东政法大学河东学生宿舍区内，这已是约大历史上建造的最后一幢建筑了。

  新中国成立后，圣约翰大学的师生队伍被并入复旦大学、同济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财政经济学院等多个大学，政治系与复旦大学、南京大学、沪江大学的政治系合并，连同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安徽大学、震旦大学、东吴大学法学院的法律系一道，联合组建华东政法学院（现华东政法大学）。此后，校址先后被上海社科院、华东师范大学和华东政法大学使用。现作为华东政法大学的校园，而校园内绝大部分建筑、校园格局和整体风貌，仍然被较好地保存至今。

  华东政法大学校园内的建筑是在几十年间陆续建造起来的。规模各异，但明显有种一以贯之的风格——中西合璧。要追寻校园风貌形成的起点，还是要回到最具标志性的建筑怀施堂，即现在的韬奋楼。这座最早落成的主体建筑，为校园奠定了基调，而定调人正是当时的校长卜舫济。在介绍怀施堂时，卜舫济清楚表明了约大校园建筑要秉持“务将中国房屋之特质保存。如屋顶之四角，皆做曲线形”的设计理念。从此，“屋角起翘的歇山顶”样式运用在了校园内几乎所有的校舍建筑上。

  事实上，怀施堂的样式也有出处。据文献记载，约大在购地建校之初，就一并购得了一栋中式房屋，学校有意保留了这座“屋角起翘”的建筑，以此表示对中国文化的尊重。不仅如此，当霍格家族留下的乡村别墅随兆丰花园的一部分土地纳入约大校园时，这座室内完全西式、而立面与屋顶是按主人理解的传统中式建造的住宅，无疑也为校园最初的风格构想带来了直接的启示。

  继怀施堂之后建成的格致室、思颜堂和思孟堂，均采用了四角起翘的中式屋顶。不过仔仔细细地观察能够准确的看出，这些早期的中西合璧式样显得有些生硬，因为设计师基本上没有中国传统建筑的营造知识，更多是表面的模仿。再看这些中式屋檐建筑的屋身，完全是西式的。怀施堂以钟塔展开的两进合院式布局，容纳和组织了学习、生活和聚会活动等各种功能，保持了校园亲切的尺度和宁静的氛围，体现了建校之初“小规模教学”的办学理念，更有助于学生间的交流和互动。这种合院类型源自美国大学的校园建筑，甚至还可溯源至更早的牛津、剑桥这样的欧洲中世纪学府。不过，合院类型在怀施堂的设计中已有明显转变，那就是原本合院内立面才有的外廊，现在外立面上亦设置了，空间更开放和活跃。到思颜堂，合院已成半围合式的。无论是合院式建筑，还是单幢宿舍楼格致室和思孟堂，四角起翘中式屋顶下的这种连续拱廊立面，大都是砖木结构，红砖、青砖相间的清水砖墙砌筑，这也是当时上海租界内最早的西式建筑形式，我们称其为外廊式建筑（Veranda Style）。至此，我们对校园早期中西合璧的建筑风格从何而来，可以有更进一步的认识了。

  约大校园建筑延续着统一基调慢慢地发展，但却并非一成不变。以罗氏图书馆（1915）、顾斐德体育室（1918）、新科学馆（1923）为代表，这些建筑屋顶依旧是四角起翘的歇山顶，但部分形式更接近中国传统建筑的做法，日趋自然。同时，随建筑技术的发展，这些建筑从砖木体系转向钢筋混凝土和砖木结构的混合，建筑立面不会再使用外廊式，而更多采用红砖清水墙，形式简洁，开窗整齐而有节奏，窗面也慢慢变得宽敞。这时的建筑在屋檐下或窗台下仍有部分石材装饰构件，造型和纹样时有中国传统特色，又经抽象组合，建筑艺术的整体感有所增强。这种品质在罗氏图书馆的立面和转角设计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当然，若走进图书馆二楼藏书和阅览室，又完全是西式布置。

  1929年交谊楼建成，中西合璧建筑风格又有了新的面貌。因特殊纪念意义和礼堂功能需要，大楼必须要有隆重的形式。最终，约大校友、后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学成回国的范文照受邀担纲了此项设计任务。这是第一位走进校园的中国职业建筑师，由于更熟悉中国传统建筑语言，又有良好西方学院派建筑教育背景，他设计的这座钢筋混凝土结构的大楼，无论是中式屋顶、西式屋身的三段式构图，还是立面主楼层清水红砖墙与窗间朱红色混凝土圆柱组合，或是屋檐下模仿传统彩绘的装饰梁枋，甚至屋脊装饰兽的点缀，都比例得当，浑然一体。当然，仔细分辨不难发现，交谊楼的屋顶、红柱和装饰纹样，明显是向中国传统宫殿式建筑学习和转译而来，这与校园中其他建筑更多学习传统民居建筑形式是不同的，是当时竭力推崇的“中国固有式”风格。而这种风格起始又要联系到美国建筑师墨菲，他以故宫这样的北方官式建筑为参照探索一种中西合璧的风格，用于包括燕京大学在内的多所教会学校中，称之为“适应性建筑”，这种风格“中国固有式”的设计为中国建筑师提供了启发，并发展出了多样性，包括同时期大上海计划的市政新屋（即现在的上海体育学院主楼），也反映在了约大校园建筑中。交谊楼的落成，纪念石坊矗立在了校园主干道尽端、怀施堂钟楼前，校园空间因此更增添了几分仪式感。

  1930年代，上海租界内外都出现了简洁而时尚的“摩登”建筑风格，而约大校园的建设始终坚守着中西合璧的统一性。1935建成的树人堂和1939年建成的斐蔚堂，为两栋钢筋混凝土结构、红砖外墙的建筑，虽然从立面设计中可以感受到时代的影响，但它们仍冠以歇山顶和类似庑殿顶的中式屋顶，走近建筑，还能在入口位置等细部发现带有中国元素的处理。

  1940年代末建成的四尽斋，再也不见中式屋顶。也许，校园建筑结束中西合璧风格的这个转折点，可以和1942年约大建筑系的成立联系在一起。建筑系创始人黄作燊将源于德国、流传欧美的包豪斯式教育思想和教育学生的方式融入办学理念与实践，成为中国第一个全面倡导现代建筑教育的教学机构。这一探索经历后来的院系调整，又继续在合并后的同济大学建筑系中延续和发展，对20世纪的中国建筑教育形成深远的影响。

  在近代中国，中西合璧风格的校园建筑并非约大特有，在当时的燕京大学和金陵女子大学等校园中，“适应性建筑”的校舍设计更多是从中国传统官式建筑转译过来的中西融合，相比约大的建筑，要显得严谨、庄重和气派得多。但约大是开近代中国中西合璧校园建筑之先河，半个多世纪里秉持“务将中国房屋之特质保存”的设计理念，又青睐于汲取地域传统建筑的灵动和简朴，使一种风格在不同时期发展形成的多样性得以集聚，又与校园内外的自然环境渗透、融合，为学生们构建了既有秩序感又亲切宜人、既多样又统一的学习、生活空间，这是独一无二的。几乎与约大同期建造的沪江大学也相当有名，但校园建筑却是以西方大学里惯用的学院哥特式风格主导，与约大形成鲜明的对比。再回望近代上海，都市发展和商业繁荣，时时、处处都交织着对新奇和时尚的追逐，留下了形形的、被称之为“万国建筑博览会”的建筑遗产，而约大校园，见证了一片远离都市喧嚣的教育园地，以及校园经历的一幕幕历史画卷，尤其是校园中的一栋栋建筑，以及它们组成的空间环境，依然为我们诉说着往事，带领我们穿越时空，感知历史的曲折与光辉。

  作为中国近代最有一定的影响力的大学之一，圣约翰校园也是风云际会之地，留下过许多历史人物的身影。1913年2月1日，孙中山先生因卜舫济校长邀请出席学校冬季休业式。在能容纳600人的思颜堂的大礼堂中，孙中山发表演说，论述了科学教育的重要性，告诫圣约翰学子：“既有智识，必当授人。民主国家，教育为本。人民爱学，无不乐承，先觉觉后，责无旁贷，以若所得，教若国人，幸勿自秘其光。”

  圣约翰大学重视体育教育，校园记录着许多开中国近代体育风气之先的历史事件。1890年5月20日，圣约翰大学举办了中国历史上公认的第一次体育运动会。1932年，圣约翰大学教务长、体育部主任沈嗣良率中国短跑名将刘长春参加在洛杉矶举办的第10届国际奥林匹克运动会。如今在体育室里的体育文化博物馆内，还展出着沈嗣良从洛杉矶奥运会带回的纪念章。林语堂曾在他的著作中提到过“倘若说圣约翰大学给我啥好处，那就是给了我健康的肺”。

  更值得关注的是，圣约翰校园内也流传着红色往事。五四运动后，校园内就活跃着一批积极投身于爱国的青年师生。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约大学生群情激昂，于6月3日在大礼堂集合抗议，校方随即干涉，引起轩然，许多学生与员工离校，于8月另组光华大学（今华东师范大学），寓意中华民族如“日月光华”。为纪念此次事件，在旗杆所在的草坪旁建造的斐蔚楼也被命名为“六三楼”。

  1938年，圣约翰大学内的第一个中国党支部成立。1945年，上海高校第一个党总支又在此成立。自此交谊室成为地下党圣约翰总支部的基地。1949年5月，中国人民第三野战军司令员陈毅在指挥淞沪战役中，于26日凌晨进驻上海，其第一宿营地就是这座交谊室。当时，天空还下着小雨，在夜色中进驻交谊室休息，当天上午，陈毅乘车前往苏州河南岸视察市区情况，下午转移至三井花园，接管上海工作。5月27日，上海解放，陈毅即成为上海市人民政府首任市长。

  自2005年，王振复于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建筑美学笔记》以来，学界关于建筑美学的文化普及色彩愈加浓厚，建筑美学正在从一门亟待建构的学科转变为一种与人们的日常起居、休闲、文化遐想息息相关的“资粮”和“营养”。2021年7月，王振复的又一新作，《建筑中国：半片砖瓦到十里楼台》由中华书局出版，同样是这一“转向”的表征。

  便道上“卸”去停车桩，长期占道的私家车不见了，形成慢行优先的“静稳街区”；以红楼公共藏书楼为首的建筑群“卸”下灰浆，沿街建筑纷纷亮出本来面目；速8酒店原有的13个小门店调整为以文化为主题的2个商业业态……昨日，北京青年报记者从西城区了解到，实施“卸妆术”后的西安门大街改造提升工程已经全部完成，局部空间更充分地展现什刹海的多元文化，昔日的皇城主干道如今成为开放的城市建筑博物馆。

  千年木塔、百年宫殿、名楼高阁、庙宇石窟……这些遍布中华大地的古建筑，经风霜、历更迭、观沧桑。时至今日，我们还能与之相见，真是莫大的幸运。然而，它们又是脆弱的，天灾、战乱乃至一枚烟头都可能令其永恒消逝。时间磨砺，现存的古建筑们犹如老人般，为使其延年益寿，要求我们及时维护保养（体检养生），采取合理有效的加强固定措施（祛病延年）。